《周恩来传》读后感精选四篇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周恩来传》读后感精选四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一】《周恩来传》读后感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战争的阴影已经不是那么明显的烙印了。动荡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对于那些带领着人民走出硝烟的英雄们，尤其是周总理，却仍然熟悉。打我记事以来，周恩来总理在我心中一直是十分伟大的人，读了《周恩来传》对他的了解更是全面。周恩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总理的童年充满着艰辛。由于周总理最小的叔父没有孩子，周总理便被过继给了叔父，叔父病逝后便跟着叔母生活，叔母守寡后便把全部的身心放在来周总理身上，叔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喜静，她经常陪着周总理在房间里读书，讲故事，周总理回忆时总说自己温和的性格多半是由此而来的。但不幸的是叔母很快也去世了，才十岁的他就开始承担起一家之主的重担，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打理家事。也许正是这段特殊的时期造就了他的坚忍不拔、沉稳不屈的性格。

　　“时势造英雄，英雄平乱世”这句话着实不错，正是童年开始的磨难成就了他，而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则是他在南开中学上学是开始呼吁的。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华的崛起奋斗，虽身居高位却严格要求自己，从来不贪图享受。有一次总理身边的警卫乘总理出去访问的时候添置了一点简单家具;一个落地台灯，一对沙发，一块地毯，铺设了木地板。因为办公的地方环境不是很好，总理又每天工作很长时间，警卫就贴心的做了一些小改动，但是总理回来后却十分生气，强烈要求将这些东西撤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一丝不苟，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正是童年的磨难带给他的----勤俭朴素，务实工作。

　　看看周总理的奋斗，再看看现在正在学校学习的学生们。其它不说，就说我们大学生吧，个个人高马大，营养丰富，伙食跟几十年前的相比就是云泥之别，但是在路上仍可以听到许多人不停的抱怨食堂的饭难吃死了等等；时不时还抱怨天气这么热，空调也没有；甚至还有人把逃课当成家常便饭。当然我指的是个别学生，他们花着父母的钱，天天购物、KTV、聚餐，完全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中华传统美德。别说这些同学，就连像我一样普通的大学生，扪心自问你为国家，为社会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做过什么？凭什么坐享其成，有什么资格呢？

　　这样想来，我反而觉得身处这样的环境幸福但不利于我们的发展，逆境才能促使进步，有的时候磨难就是一种收获，虽然有时这些经历并不是多么的愉快，但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却会在某一天给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正如周总理也许也想到自己坎坷的童年经历能为自己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我们要学会“居安思危”，不要再抱怨生活，要懂得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物，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待任何事情都要认真谨慎。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社会，更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先辈们为我们创下的这个幸福环境。

【篇二】《周恩来传》读后感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篇三】《周恩来传》读后感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政治运动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篇四】《周恩来传》读后感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名叫《他们缔造了二十世纪》的墙。这是一幅面积达88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上面绘有20世纪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只有两个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身穿西服，神采飞扬，炯炯有神的双眼凝望着世界的东方，显现出他对于祖国发展的无限期待。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才12岁的周恩来就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

　　青年时的周恩来先后去了几个国家，最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他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后来他又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最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周恩来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到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其中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